千亿出海潮：中国创新药企驶入全球深水区

　　2025年岁末，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全球化进程迎来关键节点：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显示，创新药出海授权（License-out）全年交易总额达到1356.55亿美元（为2024年的2.5倍），首付款70亿美元，交易总量157起，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这组数字背后，是中国创新药企正在经历的一场深刻转型——从早期以技术授权为主的“出海1.0”，步入合作模式多元化、里程碑密集兑现、全球价值获实质认可的“出海2.0”阶段。中国药企不仅成为全球医药研发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在重新定义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角色。

　　从“纸面协议”到“真金白银”

　　行业的信心，首先来自协议的切实履行。2025年，随着多笔里程碑款项相继到账，市场对中国创新药“出海后能否持续兑现价值”的疑虑得到缓解。

　　百利天恒因其双抗ADC药物BL-B01D1与百时美施贵宝（BMS）的合作，收到2.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创下国内ADC项目单笔里程碑收款纪录。礼新医药与默沙东的合作即将带来3亿美元的技术转移付款，和黄医药、宜明昂科等也因产品获批或临床进展获得数千万美元级别的付款。

　　这类兑现并非孤例。早在2024年，科伦药业、诚益生物等企业已因临床推进收到合作伙伴的里程碑付款。从首付款到里程碑款的持续流入，标志着中国创新药的全球开发已实质性推进至临床中后期乃至商业化阶段。这不仅为企业补充了研发资金，也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建立起“中国创新，履约可靠”的信用形象。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园区主管徐朗指出，此类案例正在重塑国际对中国创新药的信任，为更广泛的合作打下基础。

　　从“孤舟出海”到“舰队协同”

　　随着交易规模攀升，中国药企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模式也发生显著变化：从早期的权益转让，转向深度绑定、风险共担的战略协同。

　　以“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Co-Co）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在2025年成为主流。例如，信达生物与武田制药达成114亿美元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承担核心产品IBI363的全球开发成本，并按约定40/60比例（信达生物/武田制药）分享在美国市场的利润或亏损。这意味着中国药企不再只是技术提供方，而是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全球价值创造与分配。

　　加科思与阿斯利康就泛KRAS抑制剂达成超20亿美元合作，也包含中国市场的共同开发与商业化安排。加科思董事长王印祥指出：“未来的竞争主要是全球开发和商业化能力的竞争。”Co-Co模式的普及，反映出中国头部药企在研发、战略与国际化运营方面已具备相当实力。

　　与此同时，通过设立海外新公司（NewCo）进行股权绑定的模式也在深化。恒瑞医药、荃信生物等企业通过授权核心资产并获取合作方股权，在降低研发风险的同时，以资本纽带锁定长期收益。

　　合作形式更趋灵活多元。特许权融资（RBF）等创新方式被广泛应用，百济神州与Royalty Pharma签订《特许权使用费购买协议》，以8.85亿美元将其抗癌药在海外部分销售分成权益变现，保留知识产权的同时充实资金；科伦博泰通过与Crescent Biopharma的双向授权合作，实现了肿瘤治疗管线的优化与研发风险分散。这些路径共同揭示出清晰趋势：中国药企的出海，正从单一产品输出，迈向综合能力与产业生态的全球化布局。

　　供需共振下的历史性机遇

　　千亿级出海浪潮的形成，源于全球医药供需结构的深刻变化，形成了强大的市场推力与拉力。

　　从需求端看，跨国药企正面临“专利悬崖”与研发效率下滑的双重压力。Evaluate Pharma数据显示，到2027—2028年，将有年销售额约1800亿美元的明星药物专利到期。与此同时，传统研发模式成本攀升、产出下降，迫使国际巨头积极向外寻找创新补充。DealForma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药企引进的创新药候选分子中，31%来自中国。

　　从供给端看，中国药企凭借“工程师红利”（研发成本约为美国的1/3）、高效的临床执行能力（临床效率约为美国的2倍），以及在新靶点、新技术平台（如ADC、双抗、小核酸）上的快速跟进，提供了大量高潜力资产。另一方面，国内融资环境收紧（2021—2024年创新药企融资金额下降80%）、IPO退出放缓，也倒逼企业通过对外授权回收资金，支撑高昂的研发与国际临床开支。

　　深水区的“风高浪急”

　　进入全球市场深水区，也意味着面对更复杂的挑战。

　　首先，持续创新能力成为关键。个别企业在完成大额授权后，后续管线未能接续，导致发展乏力，甚至陷入困境。这提示行业必须从“单个产品出海”转向“可持续创新平台出海”。

　　其次，国际规则与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国药企在跨境谈判、知识产权布局、国际争议解决等方面经验仍显不足。近期美国可能加强对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投资审查的风声，也为行业敲响警钟。依赖单一合作伙伴并非长久之计，构建自主的国际商业化与合规体系势在必行。

　　此外，临床与监管的“最后一公里”仍存挑战。部分产品在海外临床或申报中遇阻，某些热门靶点领域出现较高“退货率”。这要求中国的创新必须彻底转向全球视角，更注重差异化的临床需求和严格的监管标准，实现从“中国新”到“全球新”的跨越。

　　锻造出海“航母舰队”

　　中国创新药的集体出海，离不开产业集群的支撑。以上海为龙头，苏州、无锡、连云港等城市协同联动的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带，凭借“研发—生产—审批—出海”的全链条优势，成为出海的“核心引擎”。

　　上海作为“创新策源地”，汇聚顶尖研发资源与人才，2025年License-out交易金额占全国近三分之一。其通过建立海外融资一站式服务平台、创新药境外投资白名单、加强知识产权跨境保护等制度创新，优化企业出海环境。

　　苏州、无锡扮演“转化与制造基地”。苏州工业园区以“企业出海一件事”等政策助力企业产品海外上市或授权；无锡依托药明合联等全球领先的CDMO企业，提供规模化产能支撑。

　　连云港作为“中华药港”，则以恒瑞、正大天晴等龙头企业集群和化学药原料优势，夯实供应链基础。

　　长三角在跨境研发数据互认、通关便利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联动，正试图打通区域壁垒，形成“研发在上海、转化在苏锡、供应链在长三角”的一体化出海格局。

　　这一模式对国内其他区域具有启示意义：并非所有地区都要复制长三角路径，但可基于自身优势，找准在出海生态中的定位。例如，中西部可凭借临床资源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多中心试验；粤港澳大湾区可借助金融与国际化通道，探索跨境资本与研发合作；京津冀则可依托高校与科研机构密集优势，聚焦早期研发与源头创新。关键在于形成区域内部分工协同，避免同质化竞争，共同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出海支撑体系。

　　未来趋势：从规模出海到系统出海

　　站在新十年的起点，中国生物医药出海已进入新阶段。其驱动力不仅来自技术创新，更来自产业链、资本链、人才链的高效融合，即“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性释放。

　　未来，出海格局将更趋立体：头部企业将逐步向“全球型药企”（Global Pharma）进化，构建自主的国际研发与销售网络；众多中小企业则通过灵活的BD合作，在全球细分领域实现价值。同时，出海范围也将从创新药延伸至高值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外包（CXO）服务等领域，形成更具综合性“中国智造”的品牌矩阵。

　　尽管挑战依然严峻，全球医药创新主导权仍掌握在欧美手中，但中国药企的航向已清晰：唯有坚持源头创新、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并深入理解与融入全球规则与产业生态，才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千亿出海潮，既是中国药企拓展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创新在全球医药体系中贡献价值的开始。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但已然铺开。

　　[作者黄伟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科技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本文也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2BJL026）的阶段性成果]